老房客
老周搬走的那天，是初春的一个阴天。他拖着两个褪色的红蓝编织袋，袋口用麻绳扎紧，露出几件旧毛衣的袖子。房东站在门框边，手指间夹着一支烟，烟灰长得快要掉下来。
"住了十年，就这么点东西？"房东问。
老周笑了笑，眼角挤出几道深沟。他没回答，只是把钥匙放在磨得发亮的八仙桌上。那桌子自我记事起就在那里，桌腿被虫蛀了几个小洞，却始终没塌。
老周的屋子在二楼最里间，十平方米左右，朝北。冬天冷得像冰窖，夏天热得似蒸笼。墙纸发黄卷边，他用浆糊粘过好几次，后来索性不管了。窗台上总摆着几个罐头瓶，插着路边采的野花。有次我问他为什么不住好些的地方，他正往瓶里灌水，手指沾了泥。"这儿便宜，"他说，"而且能看到月亮。"
他确实总看月亮。夏夜常见他倚在窗边，穿着洗薄了的汗衫，手里摇着蒲扇。有回我半夜回来，见他窗还亮着，就上去敲门。他正在糊纸盒，桌上堆着半人高的材料。见我来了，从铁皮饼干盒里摸出两块桃酥。"加班？"他问。我说是。他把桃酥推过来："年轻人别太拼。"自己却熬到三点。
楼下小卖部的张婶说，老周的儿子在南方成了家，买了大房子，接他去住过半年。"待不住，"张婶磕着瓜子，"说城里鸽子笼憋屈，不如这儿自在。"后来儿子每月寄钱来，他存着不用，依旧接些零活。有次我看见他在数药片，白色的，小小的，排成三排在旧报纸上。他见我盯着看，迅速用掌心拢起来。"维生素，"他说，然后岔开话题问我晚饭吃了没。
搬家公司的人来得很快。两个小伙子抬着床垫下楼，在拐角卡住了。老周跟在后面，怀里抱着个相框。照片里是个穿红毛衣的女人，站在一棵桃树下笑。这张照片一直挂在他床头，现在摘下来，墙上留下一个方形的浅色痕迹。
"周叔，真要走啊？"对门的李老师问。老周点点头："儿子非要接我去。"他说话时眼睛看着地上的裂缝，那里长年积着灰尘，现在被搬家工人的鞋底蹭开了，露出原本的水泥色。
卡车开走时，老周从副驾驶探出头，朝我们挥了挥手。他身后是捆好的旧家具，随着车子颠簸轻轻摇晃，像一群温顺的牲畜。房东掐灭烟头，转身上楼。我站在院子里，忽然发现墙角那丛野菊已经冒出了嫩芽——往年这个时候，老周总会蹲在那儿松土。
三天后，新房客搬了进来。是个染黄头发的年轻人，拖着两个崭新的行李箱，轮子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滚动声。他嫌八仙桌太旧，让房东搬走了。窗台上的罐头瓶也不见了，换成了一盆蔫头耷脑的多肉植物。
夜里我路过二楼，看见新装的LED灯把走廊照得雪亮。老周那间屋子的门缝里透出蓝光，隐约传来游戏音效的厮杀声。
